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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意：转贴，不代表本人观点。 ------------------------------------------------------------------- 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携一本《文化苦旅》横空出世，大踏步中国文坛，刷新了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时代。有人说，《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在星光灿烂的中国散文的天空里，其中的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有人称余秋雨是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等相继问世，余式“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了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21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余杰语）。但令人遗憾的是，余秋雨这些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各式炒作而使声望越来越高的散文作品，事实上已成为对中国散文的一次精致的谋杀，在所谓的“文化散文”的包装下，其实是既见不到文化也见不到散文，只见到对散文这一文体的致命的颠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对于散文的颠覆和谋杀，因为余秋雨本人的名气，竟然被相当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嗜痂成癖般地当成是对散文的开拓和拯救（1）。余秋雨先生俨然成了中国散文的救世主和庇护神。
自余秋雨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列车，一路走来，面不改色地走向未来，仿佛成了一个敢于独步于遥远的旷野，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使者，所到之处，都大立特立“文化”牌坊。2003年倒数几天里，余秋雨被聘为笔者所在的全国两所培养广电类专门人才基地之一的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俨然是文化与传媒的珠联璧合，文化与传媒俨然因余秋雨而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在他所做的《现代传媒人的文化人格》的讲座中，大谈特谈文化与人格密切联系。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讲了5点：1是整体思维;2是道义敏感；3是有效判断；4是证伪能力；5是形势直觉。“文化”的意义，外延很大。它可以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却与人格无关。小而言之，“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综合体”，在这里也找不出人格来。再小一点，“文化”就是知识，还是不行。现在说文化人，相当于说有知识的人，那就多了，也不合余秋雨先生的要求。
余秋雨心里总有一种文人情结。正如在《千年庭院》中，他用饱含深情的笔写道：“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就像传播圣火的使者，余秋雨带着文化使命一路走来。整个报告厅被围得水泄不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余秋雨着实又高潮了一回。那些手捧着余秋雨著作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崇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妙笔生花的余秋雨，却是对中国散文一次精致的致命谋杀呢？站在中国文明的高台上，余秋雨却跌入了衰败自负的深渊。
然而，余秋雨终究是要倒掉的，余秋雨散文也是要倒掉。余秋雨因他的“文化散文”而倒掉；余秋雨散文因余秋雨而倒掉。种种铁的事实如一道道紧箍咒，将加速口口声声不忏悔他的文化散文的余秋雨先生的倒掉和速朽。余秋雨现在是文化明星，在开始阶段，他对于我们的趣味是有益的；因为他的“文化散文”掀起了散文热，使我们的眼光能够投入到以往没有十分注重的东西，这不仅对文坛是一种促进，对于整个社会与市场也是一种促进，对于我们的趣味更是一种促进。但就像任何事物都会发展一样，当他被市场推到一种明星的地位时，他已起了某种变化，“余秋雨”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市场—明星—大众文化—时尚—市场中一个环节，这三个字已被市场异化了。此时的“余秋雨”不再是他本身，他是市场的“杰作”。不管是我们创造了“余秋雨”还是市场创造了“余秋雨”，作为一种明星，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时尚，它迟早会被淘汰，这一点毋庸质疑（2）。
现代传媒良莠不分、一哄而起的拙劣炒作，使“余秋雨现象”成为与中国文化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相悖逆的现象。越来越浓厚和得意的作秀扮演，使他与一心想树立的“中国文化散文大师”相去甚远。既要做导师，要做大学者，又要名播天下，流芳后世，其任重而道远，然而过度的表演却是对他自己心中理想的无情亵渎。余秋雨却巧妙地借助于媒体的炒作，把自己包装成中国大学者的形象，其著作也被包装成了中国散文文化的正宗。精英文化成了“包装文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余秋雨散文无非是皇帝的新衣包装着的一些滥情和浅薄的东西，这又恰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余秋雨散文还有它生存的土壤，自然还可以生存下去，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土壤终究是要消失的，余秋雨就会如同他兴起时那样被灭掉（3）。
散文读者整体水平不高也是余秋雨散文大为盛行的原因之一。学者出身的余秋雨为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渊博的文史功底和丰厚的文化感悟力”以及勇气。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但语文基础知识的缺乏，对语词望文生义的理解和对自创新词的盲目自信使他的散文最终真正成了“文化的碎片”。余秋雨散文的先天优势就是这些碎片，这些由学者收集而来却没被散文习作者用好的文化与历史的资料，在文中反客为主发出耀眼光亮。古人留下来的金镂玉衣，是用金丝线把玉片连结而成。如果把散文比作一件这样的玉衣那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玉片是早有了，他缺的就是那根金丝线，他现在用的简直就是草绳（4）。草绳是速朽的，所以我们大可守株待兔般等待余秋雨连同他的文化散文倒掉的来临。
不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文化人成为一个载体，他们承载了中国历史中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他们承载了文化散文的所有线索，他们承载了文化的价值。也正是这个载体，使文化散文在表面上脱离了大众文化，成为精典散文的一员。但是，这种表面的辉煌却无法掩饰内象的煽情，所以我们大可以说余秋雨散文无非也是大众文化的边缘球，余秋雨散文充其量是煽情散文。煸情是大众文化必不可少的。其紧要之处在于能够在与大众交流时点燃大众的激情。而煸情与艺术本身的激情是有区别的。艺术的激情往往是内敛的，需要读者仔细体味的。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中呈现着一种优美宁静的境界，诗人在写作中并没有考虑要如何地激动读者，而只是用心地写他的诗，读者在这种诗句与氛围里，是容易被真正感动的，这是艺术的煽情，也是艺术的魅力。而煸情是不同的，它在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要激起读者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才能使主观意义上的读继续下去，成为一个完整的阅读者。它只需要技巧，一种文字上的游戏。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横空出世，正是因为作者娴于此道。《文化苦旅》一反小女人小男人的笔触，以学者姿态为基轴，以山水风物为载体，以文化灵魂为契机，以历史命运为己任，带着一点孤傲，带着一点殉情，在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之外，加进来一些道听途说的佐料。在大家大嚼汉堡包和其他一些甜腻腻的西餐时，他却精心打造了一道地地道道的中餐，让人食之嘴软。余教授不愧是研究观众心理学行家，实在是太聪明了。他利用文化散文制造了一种陌生感，文化的散文使它不同于其他散文，散文中的文化又使它带上一点脱俗的意味。这种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是只有余秋雨才制造得出来的，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早以南辕北辙了。一种远离真实的东西，一种脱离文化的东西，一种煽情的东西，它到底能够走多远，它的生命意义有多伟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如果说《文化苦旅》谈山谈水，《山居笔记》谈史谈鉴，尚带点清高的知识分子卖弄学问的架势，到了《霜冷长河》中，余秋雨则完全剔除了身上的精英文化因子，完完全全的变得世俗与功利了。因为这本所谓的“文化散文”看不到一点文化的影子，而成了一本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有人毫不留情指出，这是“一个庸俗人在谈人的庸俗”，“一个世俗功利的人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中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其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怪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所谓的经霜后的中年不是理性的冷峻，而是浮泛的无聊了。《霜冷长河》最终不过是一本市侩味十足的庸俗读物。有批评者一语破的，文章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筛，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去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文字沦落了文采风华，沉思韵致，所谓的风流蕴藉，书卷弥漫则更是随着余秋雨告别书斋而烟消云散。《霜冷长河》的出现事实上是余秋雨与精英文化做了一次真正的告别，那么，余秋雨连同他的所谓文化散文也将结束了罢？我想这一定的。
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余秋雨，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连同他的文化散文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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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1 14: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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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5 19:2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