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言过其实的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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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读余秋雨<黔东南考察手记>之一

一

读余秋雨的散文<黔东南考察手记>之一,有段文字耐人寻味,也引发我浅薄的思考.

余文写道:＂凡是当年我独自寻访的冷僻地方，只要写成文字发表，总会引起人群的集结。从我出发的甘肃高原诸地，到都江堰、天一阁、天柱山、青云谱、平遥、承德、周庄……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旅行者。甚至，连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也有很多人回来，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

一个＂凡是＂可见作者无法言表的自信和难以抑制的自慰，一个＂独自＂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自豪，或者说自重．但这也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作者的偏执和片面．＂凡是＂作者所到之处则人群集结，那么＂凡是＂作者未到之处呢？余先生未到之处的人群集结又如何解释？或是其涉足之前早已人群聚集的地方又怎么自圆其说？

众所周知,如今的旅游是一种经济,而非以往文人墨客的爱好，或是随庸风雅的做作.各地利用各种文化遗产招揽游客扩大经济利益,以及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和文化遗迹的追求、向往才是促使人们出行的真正目的和原因.余先生把这些贪为己有、据为己功不由让人疑惑.

我不否认余先生的散文对宣传这些地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余先生把这些完全归结为自己的＂独自寻访＂，确实有些自以为是的矫情，至少有些自作多情的粉饰．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脍炙人口、绝唱千古，可是又为滁州的山水引来多少游人呢？一个人的名气再大、文章再好恐怕也未能成其全功．今天的滁州或许不乏游人，但因＜醉翁亭记＞而去游玩的，恐怕不是多数．

正如欧阳修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冷僻地方的都江堰、天一阁、天柱山、青云谱、平遥、承德、周庄……，也不过是游人的兴之所至吧．

二

余秋雨把自己对文化遗迹的寻访称之为文化苦旅．其实文化之旅，至少应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的传播，一是文化的发展．余所作的不过是追根寻源的传播，而在其名利双收之后飘飘然地得出凡是步其后尘皆因其文字功劳的结论，未免让人质疑其文化跋涉的目的和意义，还有言过其实的夸张．

余秋雨的文化寻踪，说穿了，不过是步先贤后尘，踏名家脚印，诚如斯言是所谓的＂归来＂，而不是文化的拓展；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也不过是对荒寂于沧桑巨变的文化遗产的寻访和发掘，唤回人们沉淀久远的记忆．

在通往名胜古迹的漫漫长路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过是一种文学的修饰．

余秋雨说他早走了几年，然后大家追了过来，其实很有些牵强．名胜古迹之所以成为文化遗产，犹如明星不被暗夜所淹没，是因为其永远闪亮的光芒，而非人们因为眼睛明亮才能发现事物一样，千年不灭的文化韵味和精神力量才是召唤世人青睐和向往的真实．前有古人，今有来者才是它们永远闪光的魅力所在，所以余先生只能说是比他的后来者早走而已．寻根问源的文化人从未停下跋涉和探索的脚步，从而留下绵延不绝的踪影．今天，当生活安定、经济无忧的人们走出家门去观瞻、游览名胜，便不再是文化人探本穷源的目标,也不是追求文化品味、随波逐流的盲从．

如果说，余秋雨走在别人之先是文化层次的探索和发现，是文化人带着＂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疑问和思考，那么如今的人群集结却未必是其所认为的步其后尘．作为文化精英，余秋雨可以把＂那些远年废墟＂当作是自己的归程，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追求一种心灵的舒展和洗涤．

余秋雨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位文化大使．所以，在他寻访那些被岁月和风雨遮掩的文化古迹的时候，他所思考的恐怕不是为了日后的宣传和炒作，而是精神和思想的皈依．

他的文章所带来的影响和效应，正如他的事后文章一样，不过是他心灵之旅的副产品．

如若不然，那么,他的寻访或许要打上附庸风雅的烙印，至少是带有做秀的成份．

我想，这应该不是余先生寻访文化遗迹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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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先生说，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还说，那些远年废墟，并不是我“去”的地方，而是我“来”的地方。

余先生带着一种＂考察＂的心情，或者说是一种姿态，去选择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生活，或是要融入自然而纯朴的环境，恐怕也未必能够当真．

作为一种文字的表达方式，我很喜欢，也很欣赏．

然而，让我困惑的是，余先生所崇尚、向往的地方实在太多，我也为他感到难过和矛盾．

妄自揣测，今天的所见未必是曾经的所有．当原始的民风因为经济的需要而向客人展示时，其实早已失去了原始的本义，还有曾经的安宁；当自然的歌舞因为旅游事业的需要而为游人表演时，其实早已失去了其内在的真诚，还有淳厚朴实的真谛；当那些荒凉已久的文化遗迹因为旅游经济的开发大兴土木，扩建、改造而变得面目全非时，我们其实已看不清其真正的文化内涵，还有教育后人的精神意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余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或者是不是其所想要的＂归程＂！

余先生说黔东南＂也许是归程＂，而且＂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走很远的路。＂

所以，黔东南大约不是他来的地方，也不是他所归的去处！

四

在这篇考察手记里，余秋雨还对文字的功用提出了质疑，或者说是他对文字的新见解．我很困惑，若不是文字的功能，余先生又怎么会这样再次引人注目？以致＂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也有很多人回来，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

吃不到萄葡就说葡萄是酸的，倒是可以谅解；但想吃葡萄而且吃了之后偏偏说葡萄是酸的，就让人不好理解了．

文明的进化固然要失去一些难舍的东西，却不是以牺牲必须保留的内容为前提．鱼和熊掌难以兼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总有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在享受离不开的新文明的同时，发出怀旧恋往的感叹．若让其在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中做出选择，结果恐怕难以预知．就像我们崇尚原始、自然、纯真的生活，却没有几个人会反对因为进化而褪去尾巴．

良药苦口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没有人会因此而拒绝因病用药．

如今，我们听惯了各种高明之论，就像我们听惯了经济专家学者们的高见，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又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这些高见早已让我们这样＂无知的贱民＂无法莫名惊诧了．

文化方面的精英们提出的许多思想、思潮也让人目不暇接、侧目以待．

作为时代的精英，文化的精华，余先生的散文自是不可小觑，而且他的散文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也是不可抹杀的．听说上海有次扫黄就从一个＂小姐＂的坤包里搜出了一本＜文化苦旅＞，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但余先生在为文化摇旗呐喊的同时，是否可以为读者宣传一种科学、先进、正确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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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需要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对历史文化的探索和宣传功不可没，同时作者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也足以让人称道，使我敬佩．但以此作为功成自居的资本，哪怕是夸大其辞的自慰，则有点掩耳盗铃的唯心，或是叶公好龙的虚伪．

从本质上来说，山水游记与＂某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的心理是相同的．山水游记不过是随处涂鸦的一种提高或升华而已．

当然，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和高明的作家，余秋雨先生倒是有些自知之明．在他的手记里这样为自己的夸张作了说明，＂这并不说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而只是表示，想弄明白“我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为这个问题早走了几年，于是大家追过来了。＂这个早走几年，恐怕也是经不起推敲．那些＂某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自是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只不过没有余先生的名气和影响力罢了．所以余先生的解释也难以自圆其说．

再说，云贵高原深处的那些人迹、炊烟和歌声，也不是余先生的发现，而是真实的存在．正是他们，在传承着一种古老而绵延的文化，并吸收现代文明继续前行．

他们“不著一字”的所谓＂至高境界＂，最终也将借助文字宣传的功能，融入文以载道的归程．

所以，鲁迅“文章误我”的那方印章所表达的思想于我并不成立，我还是通过余先生的文章了解了许多我想要学习的内容．虽然，那些忙碌而喧闹的地方也未必是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称许有加、留连忘返的康庄大道，却是我以及更多的人们心中向往而趋之的净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该感谢余先生的较我先行，还有他不遗余力的宣传．

2007年10月6日

附: 黔东南考察手记（一）：也许是归程

余秋雨

一 

出走那么多年，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开始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从哪里来？从书房、讲台、官位走出来；到哪里去？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废墟而去。

而且，由于这一来一去都逆着潮流，内心的把握就更加明确。十余年前的当时，离开文坛和官场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出国。但是，我擦着别人的肩脖正好走了好几个反方向。这就像在拥挤的车站码头，一个人的倒行逆施必然引来无数的冲撞和白眼，而每一个冲撞和白眼都让他重新考虑一次自己的选择。走着走着，肩脖没有了，人流不见了，四周越来越安静，抬头一看，大漠荒荒，黄沙茫茫。

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从先秦到汉唐的气息，那里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但是，十几年边走边停、边看边想，我渐渐迷路。我突然发现出发时拨定的“心理罗盘”指反了。那些远年废墟，并不是我“去”的地方，而是我“来”的地方。

那么，我究竟要到哪里去？

来路，越走越清晰；去路，反而越走越迷惘了。

二 

越走越迷惘，这早已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既然来路是先秦和汉唐，那么，我的身边和身后，也就渐渐热闹。

凡是当年我独自寻访的冷僻地方，只要写成文字发表，总会引起人群的集结。从我出发的甘肃高原诸地，到都江堰、天一阁、天柱山、青云谱、平遥、承德、周庄……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旅行者。甚至，连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也有很多人回来，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

这并不说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而只是表示，想弄明白“我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为这个问题早走了几年，于是大家追过来了。

但是，这种有趣的情景也给了我一种巨大的责任。必须再走一些地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我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索。

为此，我又走了很久，走得很远。

直到后来，我在云贵高原深处发现了一些人迹，一些炊烟，一些歌声，才在心头隐隐自问：这里，也许是归程？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那就先向信任我的读者，交代一下产生这种归程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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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俏拔的钟楼。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国际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口，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咳，侗族大歌！

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汇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嫁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隐蔽，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闪闪烁烁。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四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采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希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留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偏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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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做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就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

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共同参与。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却又都不上锁。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色，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平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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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如果说，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就是课堂。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说：快！

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三宝。

一步踏入就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

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虬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断，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份性、威望性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现在看到了，那就是萨玛。

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

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你觉得不公平，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

他们齐口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

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平，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

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

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

眼前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平台，平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到，世间一切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

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

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

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

北风其凉

说实话 那是他的事！！我们大可不置可否！

淡墨雨落

   呵呵~笑兄还是那般尖锐直白，一任岁月蹉跎

森森

我不喜欢余秋雨，一直是。

陌上飘雪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