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借鉴】中共特科红队4支手枪惩内奸 不搞党内侦察和恐怖

森森

何家兴夫妇对敌做叛卖交易，对中共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红队”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又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的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组建后，其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这些人热衷于打打杀杀，甚至以解决党的经费为名提议采取绑票等行动。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当时党内的分歧很激烈，甚至出现过组织分裂，周恩来坚持要求对党内有政见分歧者不能采取侦察，脱党分子只要不为敌所用也不应采取武力制裁。如陈独秀、罗章龙都先后错误地拉起一些人另立“第二中央”，中央对其只是开除党籍而无其他激烈措施。

中国共产党建立情侦保卫机制之初，曾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却从一开始便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对党内监视的工具，以致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周恩来最早提出禁止党内搞侦察的原则，几十年间又一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对防止中共重蹈苏共的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等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

在敌要害部门设立内线危急时刻挽救党中央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后就担负对内对外两方面任务，打击内部叛徒虽非常重要却只能起威慑作用，打入敌营掌握情报才能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指导革命战争。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派人进入敌特组织，一方面尽量将其拉出来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建立情报机构，还晚于中共的特科，而且招募方式主要靠重用同乡和私人，这造成其漏洞百出。中共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利用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的中统）头子徐恩曾建立私人关系，打入其内部担任重要职务，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被破译。

中共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中共特科便将他发展为反谍报关系。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凡经杨登瀛之手的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中央领导人。此消息经杨登瀛报来并查实后，“红队”便佯称国民党来人找黄第洪谈话，用黄包车将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才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的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不过，被周恩来誉为打入敌特内部“前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杨登瀛因顾顺章出卖被捕，这使中共中央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掌握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大量情况被敌掌握。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当时党的白区工作遭到全面挫败，虽然有着采取过“左”的斗争形式等多种因素，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关系丧失也是重要原因。

1931年以后的几年间，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进入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后，在保卫工作上又出现了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当时在红军和苏区内曾模仿“格别乌”建立起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的垂直领导的保卫部门，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视为敌对行为而盲目进行“肃反”，造成冤杀许多同志的大悲剧。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人头不能像割韭菜”，留下活人处理错了还可以平反。后来党内虽然也出现过许多次过火的政治斗争，包括“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情报部门仍基本未涉及这些斗争之中，党内斗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也一直沿用，这又能保证大部分被错整错斗的干部能等到平反的一天。回顾这些历史，人们也更会感到周恩来在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建立初所提出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徐焰）

森森

 

若是周恩来在，国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嘻嘻